智慧化、數字化是農產品流通升級的大勢所趨，更是促進農村三產融合、提升農業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的前提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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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構建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我國農業發展的資源環境剛性約束日益凸顯，農業生產成本持續提高，如何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是當前“三農”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

筆者認為，“三產融合”作為農業產業化的高級形態和“升級版”，通過產業融合擴大了農業生產的可能性邊界，提升了農業產業鏈的價值和效率，對降低農村發展機會成本、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具有重要作用，是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的重要舉措。

具體來看，“三產融合”的關鍵和核心是“融合”，即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通過農業內部、農業與農村第二第三產業相互間形成聯動和融合，將資金、技術、人力及其他資源進行跨產業集約化配置，將農業生產、加工、銷售、休閑農業及其他服務業有機整合，形成較為完整的產業鏈條，更好地發揮地域資源優勢。

然而，雖然目前我國“三產融合”主體多元化并日益發展壯大、“三產融合”發展模式多樣化并探索成形、“三產融合”主體之間的利益聯結機制日趨緊密，但受制于農業資源稟賦條件、從業主體的綜合能力、物流基礎設施水平等因素，我國農業農村仍然面臨著產銷信息不對稱、產業鏈條延伸不足、農業多功能性挖掘不夠，以及經營主體數量多但資源整合能力、創新能力、帶動能力均較為薄弱等困境。

與占據先發優勢的城市相比，鄉村產業融合更需要數字技術的賦能。數字技術賦能農產品流通會通過健全農村商業體系、完善農村物流體系、健全農產品流通網絡、發展農產品冷鏈和深化農村電商發展來服務和對接鄉村產業振興。具體來看，數字技術催生的新供給和新需求是驅動產業發展的兩大動力，能夠借助現代科技與流量將農村資源和產品優勢轉化為產業發展優勢。與此同時，面向市場的生產技術流、經營觀念等意識流也會回流至農村空間，并在農村空間內部流動，為保障穩定的農產品供銷關系、推動農業產業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因此，智慧化、數字化是農產品流通升級的大勢所趨，更是促進農村三產融合、提升農業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的前提和基礎。

流通數字化加速向農業農村滲透，構建形成內外聯通、安全高效的現代流通體系，不僅有助于促進資源整合與分工深化，更有助于改善農產品的供需環境。具體來看，數字技術滲透于農村流通的運輸、倉儲、代理、配送等各個環節，并通過互聯網建立連接、產生關系、實現交互，使農村流通渠道各成員之間緊密聯結，農村流通渠道進一步拓寬，這使得農產品流轉時間大大縮減，農產品搜尋、退換貨成本等交易費用大大降低，區域信息不匹配問題得到改善，供需信息不對稱問題得到緩解。

與此同時，農村三產融合所需的各類資源也可借助高效的流通渠道直達農村，提高農村三產融合的競爭力。例如，“盒馬村”作為發展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典型代表，其經濟模式是基于線上和線下的“新零售”與基于生鮮農產品的“新農業”結合的集體經濟模式，通過“新零售”的線上運營打通線下生產、運輸、銷售的直連渠道，有效滿足了農作物的價值與生鮮質量直接相關，對存儲、運輸等各個環節的更高要求。

從更深層次來看，這種模式能夠打破城鄉農產品供需信息的不對稱性，使城鄉之間各要素的流動越發頻繁，在供需兩端搭起橋梁，發揮人流、物流、意識流、資金流等的優勢。在供給側，通過直供渠道具有零渠道費、長期穩定和價值透明三大優勢，在生產前已明確生產數量、質量和收購價格；在需求側，可以依托數字技術在信息獲取與處理方面的巨大優勢，通過網絡獲取消費端的經濟、行為大數據，基于人工智能等先進科技深度挖掘實時消費需求，用以支持生產端的優化改進。

下一步，應科學理解與把握“三產融合”的根本目的，徹底扭轉重生產輕流通的傳統思想，進一步完善促進農產品流通和農村產業融合的政策法規，注重城鄉雙向互動與共生以及空間拓展。同時，按照建設大流通、引導大生產、形成大市場的要求繼續進行農村流通數字化創新，擴大農村流通規模，全面消除不利于農村三產融合的流通制約因素。

(作者系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研究員、工信部信息通信經濟專家委員會委員)

（文章來源：證券時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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